【“两个打造”·博物馆里的宝贝】

博物馆里陈列展出的石雕像。

文臣石像

武将石像

残存石碑

专家根据残存石碑解析出的碑文内容。□为无法辨别文字。

在乌海博物馆的展厅里，一组石人、石马、石羊常常引人驻足观望。

这一组石雕像虽然因历经风雨而面目难辨，但仍可以分辨出，这是两位手持长剑的武官和一位手持笏板的文臣。

石雕像虽然很常见，但这样的人物和动物却并不寻常，基本都是用在墓葬中的。这类石人有个专名，叫“石翁仲”，据说是因为秦朝时有位大将叫阮翁仲，相传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勇猛过人。秦始皇令翁仲领兵守临洮，则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

在我国古代，墓葬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只有帝王和达官显贵墓前才有象征墓主人生前侍从的“石翁仲”。牛、马、羊等石雕像则被叫作“石像生”，同样体现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这一组“石翁仲”和“石像生”从何而来？它们的发现对填补乌海地区古代历史有何意义？这还要从1973年，在黑龙贵地区的重大发现讲起。

神秘的荒野石人

已故考古学家陈国灿先生，生前曾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在陈先生著述的《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他初次见到这组“石翁仲”和“石像生”的过程。

1973年6月，陈国灿作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师，在当时的海勃湾市招生，听闻在市东南荒原上有石蛤蟆等物，民间传说颇多。为破除迷信，遂于工作闲暇之余，由市文化馆阎立功同志陪同，驱车前往探察。

车向东南行约37公里，于黑龙贵煤矿东南，见一三山环抱之平坡地上，有不少砂岩石刻散布在地上。陈老在文中回忆，此处属沙碛不毛之地，四野无人。“经初步勘察有小石狮三（原当为二对），石羊一对，石马一对（多缺首，倒卧），文臣石像三（残断，缺一上身一下身），武将石像三（断残，缺一上身），巨大兽形碑座被近人炸毁成前后两半，侧卧一残碑”。陈先生指出，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这里是一位古代重臣的墓地，其碑基座与内地流行之龟趺式座迥异，为四腿蹲式龟颈人面之兽形座，与西夏王陵之人像石座虽有所不同，但属类似文化系统。“墓碑上部断裂已不知去向，下部按弧形亦被凿走。残存中段，碑石厚26厘米，宽102厘米，文字尚存，虽有蚀损漫漶，所存30行文字基本上仍能辨读。从残存石碑型制看，原碑石高至少在2—3米之间”。

由于墓碑等具有体现墓主人身份的文字石刻被残毁严重，为使其不再遭破坏，经当时的市文教局同意，由阎立功等同志负责，将残存石像、石碑运至海勃湾市文化馆保存。

其实，早在陈国灿到访之前，就曾有人见过这座古墓前的石像生。我市著名文化人尹君先生就曾在其所著的《太阳神闪耀的地方》中描述过当时见闻。他回忆：“墓区的规模还算不小，石人、石兽排成两列，石兽大都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石羊、石马，或卧或立，均成白色，形态逼真生动，雕工粗犷传神。几具石人，有的头部被凿掉，但从雕刻的衣着图示上还可以分出文臣、武将。在石人、石兽构筑的神道前方原有墓碑，墓碑立于一石龟上。为了探个究竟，我们还特地到附近的牧民家打听，除得知这墓自古有之，石人和石碑均在几年前被一群达旗来的学生娃娃砸坏，其他一无所知。”

千年石人守护着谁

如今，在乌海博物馆内就馆藏着这些石雕像，其中武将石雕像两件、文臣石雕像一件、立马石雕一件、卧羊石雕一件、蹲狮石雕两件、石碑一块。石质均为黄色粗砂岩，运用圆雕和浮雕手法，风化剥蚀严重。

武将雕像风格近似，均粗犷雄浑，身材魁梧，立于四方座上。其神情威严，头戴鳞甲兜鍪，肩着披膊，身穿鳞甲战衣，腰束鞋带，下身着腿裙，便于马上厮杀征战。其一为双手于胸前斜握一柄双刃斧，孔武有力；其二为双手于腰前竖握一柄剑尖抵地的齐腰高长剑，气势非凡，此剑应是蜚声四邻的“夏国剑”。

文臣雕像有一座，站立在四方座上。其首已轶，身穿朝服，腰系绅带，双手持笏，一派文臣风范。在相邻鄂托克旗博物馆展示有一尊石雕头像，材质与风格近似，应是此组雕像流失在外的一尊文臣头像：头戴圆帽，凤眼浓眉，神态安然。

卧羊石雕有一件，盘羊卧于四方座上，台座边角有残缺，羊嘴部磕碰缺失，一对弯角向下扭曲向前，羊身圆润，膘肥而身健；立马石雕有一件，战马站立在台座上，脖颈处琢有缰绳向后悬挂置马鞍前桥之上；蹲狮石雕有两件，狮子蹲坐于小方座上，公狮身体微向前倾，其尾粗壮，母狮矗然直立，全身光洁，其尾细长，均气势雄壮。

石碑仅残存中段，碑身文字经风沙雨水侵蚀大部分已无法分辨，现存有30列楷书汉字。陈国灿先生曾对模糊碑文进行考释。

根据残碑考释，墓主人为党项贵族，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曾驻守朔方边城，任容州团练使，因维护皇权，得到西夏崇宗皇帝李乾顺的信任，且在河西征战中战功卓著，最后官至参知政事。

这段考证过程，陈国灿记述在了《乌海市所出西夏某参知政事碑考释》一文中：碑文第13行有“须任有功，授（容）州团练使”。“容”字剥蚀严重，此处乃据残笔补得。《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国“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所列州名中，并无容州，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却载有：“庆历元年（1041年）九月壬申，夏容州刺史雅布移守贵……”章巽氏《夏国诸州考》一文在引用此材料后说：“夏当有容州，地不可考。”

那么，当时西夏王朝究竟有没有“容州城”此地？陈国灿先生引用其他地区的发现认为，宁夏博物馆1965年至1966年在石嘴山市庙台南一公里发掘的一座古城址，多出西夏遗物，该馆根据《西夏书事》卷10载：“天圣二年（1024年）春二月，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认为此城可能是省嵬城址。然而，《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将省嵬城绘在黄河东岸都思兔河入黄河口处，颇有差距。但此处与古城址相距也不是太远，大概可以猜测，古城址或许是西夏容州城所在地。

黑龙贵墓葬碑主“归葬于三山之原”的墓地，距此城也只在20—25公里，碑主被授容州团练使，或许就是因为此地是他故里的缘故。

碑文虽残亦弥足珍贵

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为何没有葬在现在的宁夏境内，而是葬在黑龙贵呢？陈国灿先生在文中说，由于断残，碑主姓名已无从知晓，但从残存碑文中，仍可侦知出一些史事来。

碑主世代贵胄，以兵马为务，活跃于李乾顺、李仁孝两朝，城筑于朔方，耀武于河西，任过容州团练使，很有可能还任过都黑山威福军之监军，最后位至参知政事。然其族帐故里在今乌海市一带，其常年驻军似也在河套一线。因此在去世后，葬在今黑龙贵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唐朝末年，党项李氏家族取得了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地位。割据于今伊盟南部和陕北地区。经过李继迁、李德明和元昊祖孙三代的经营，到元昊建国大夏（通称西夏，1038—1226年）时，它的疆域已包括内蒙古伊盟、巴盟、阿盟及陕北、宁夏、甘肃广大地区。西夏较金朝早七年亡于蒙古，长期与辽金两朝对峙于我国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是在西夏统治之下”。对碑文纪事的钩沉，亦可填补一点内蒙古西部12世纪历史的空白。从这一角度认识，碑文虽残，亦弥足珍贵。

在陈先生看来，碑文之撰写，诗、书、史、传，典故重出，通篇都反映出撰碑者深厚的汉学根基，这在西夏遗存下来的碑文中是不可多得的。西夏国自李元昊“自制蕃书”以来，“教国人纪事用蕃语”，并建蕃学，西夏文字多行于国中。

然而，新创文字笔画繁多，又无规律可循，实际使用并不优于汉字，而儒学经典的教化，却由此举而渐淡漠无闻，社会也越来越因缺乏凝聚力而不稳，李乾顺主政后，深以此为忧。御史中丞薛元礼曾上言：宜“尊行儒教，崇尚诗书”。“于是乾顺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这是夏永安三年（1100年）秋八月的事。

到了李仁孝朝，这种推行汉学、尊行儒教的浪潮，更是有增无减。《西夏书事》中记载，人庆元年（1144年）“六月令州县各立学校”“复立小学于禁中”。人庆二年（1145年）秋七月“立大汉太学，仁孝亲释奠，赐予有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蕃学”的一种否定，也是西夏统治者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李元昊措施作的调整。

黑龙贵地区发现的墓碑使用汉字儒文，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新时尚，也是汉文化被西夏党项族吸收、接纳的一种反映，是西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

历史长河浩浩汤汤，功名利禄终是过眼云烟。唯有时光川流不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让我们在博物馆里通过近距离观看这些珍贵遗迹，遥想当年的金戈铁马，聆听边塞的筚篥呜咽……

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

主办

乌海日报社 乌海博物馆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

都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就要去这座城市的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展品与历史对话，穿越时空的阻隔，俯瞰浩荡的时光长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藏品与先贤晤面，掀开历史的面纱，接受文明的熏陶和洗礼。

我国各地博物馆中的珍贵藏品数不胜数，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乌海博物馆也不例外，作为现代文明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乌海博物馆承担着展示自然和人类遗产的重要使命，这里馆藏的每一件展品，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贯彻落实全区“两个打造”专题工作调度会议精神，本报与乌海博物馆联合推出“博物馆里的宝贝”系列专栏，带您一起去欣赏本地区的珍贵文物和历史遗迹，感受黄河岸边的璀璨文明。

（作者：韩建慧；编辑：段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