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同志题写的报头。

《乌达矿工报》样报。

记者和编辑们收看新闻联播。（资料图片）

报社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学习。（资料图片）

无论何时，报纸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作为保存历史、探究时代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诞生到今日，报纸走过了漫长的时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报纸都是当时社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曾几何时，报纸是人们了解信息、搜集资讯主要途径。报纸记录的是时代的激荡、社会的变迁，凝聚着历史的精华，彰显着时代的印记。无论社会发展怎样变革，时代脉搏怎样跳动，都印刻在白纸黑字及一幅幅新闻图片里。

荒漠中诞生的第一份报纸

今年已近90岁高龄的王世明老人还记得他从北大荒来到乌达宣传部工作时的场景。

作为“有文化”的干部之一，王世明一到乌达矿务局，就被分到宣传部工作。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负责给《乌达矿工报》供稿。那时候记者采访可没有车马代步，王世明常常用几个小时徒步从单位走到矿区，近距离接触生产一线，然后把生产现场实际情况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这每周一期的报纸，就是矿工们的“精神食粮”。当时各矿都成立了扫盲班，学习文化知识的矿工们都以能读报纸为荣。

1961年之后，考虑到人员常驻印刷厂往来劳顿，乌达矿务局决定成立自己的印刷厂。

那时候的印刷机械非常缺乏，局里通过关系买到了一台脚踏式圆盘印刷机，这也是当时唯一的一台印刷设备。这台机器印刷的报纸只能是八开两版，于是便将过去一周一期的报纸改为一周两期，每周三、六出版。印刷厂也没有铸字机，缺字时只能到巴盟或宁夏等地去买或借，实在买不到，便只好临时刻一个字补上。

当时的印刷厂只有5名职工。为了印好报纸，大家经常加班延点，不计报酬。但工作效率仍不尽人意。1962年后，一批从北京下放到边疆的印刷工人来到乌达矿工报社印刷厂，这些掌握着先进技术的工人迅速成长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这才为以后印刷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5年，矿务局印刷厂增加了一台四开机。于是从当年4月1日开始，报纸改版为四开八版的周报，每星期四准时出版。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印刷及出报的环境也十分简陋，但《乌达矿工报》还是坚持与广大干部职工们见面。

今年86岁毛德建老人记得当时每周都有的“固定节目”：“星期六下班前，工会主席会组织大家读报纸，有时候轮流读，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读给大家听。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不多，工会主席都由各个单位识文断字的人担任，职工们兴致勃勃的听，听的高兴就使劲拍巴掌。大家伙儿争相传阅着这份报纸，读的下来读不下来都得过过手，报纸上的事儿也会被大家一字一句记在心里，回家还要当新鲜事儿讲给家属和孩子们听。”

这样的经历，是今日阅读环境下的读者们难以想象的。但在当时，一份报纸就是这么的珍贵和稀罕。乌达矿务局出版的《难忘的历程》一书曾这样记录：当时，全线生产单位各级党组织都把组织职工读阅报纸、为报纸写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单位都成立了职工读报小组，制定了班前、班后读报制度。形式多样读报活动在发挥了报纸的舆论引导作用的同时，也丰富了职工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

历史长河中的数次沉浮

《乌达矿工报》的创刊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仅仅从1960年创刊到1966年的6年间，便数次起伏。1962年4月，由于诸多原因，《乌达矿工报》曾一度休刊，两年后的1964年8月再度复刊，但仅仅一年后，便又于1965年再次停刊。

1965年10月，乌达矿务局并入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乌达矿工报》遂改名为《矿工报》，成为分公司党委机关报，负责报道乌达矿务局、包头矿务局、平庄矿务局、扎赉诺尔矿务局和分公司其他所属单位的生产新闻。

这份报纸每星期二、五出版，定价为每月一角五分，由邮局公开发行，呼和浩特、乌达、包头、海勃湾和阿左旗等地邮电局都能订阅，由于发行范围广，报纸的发行量一度能达到一万二千份。这也是乌达历史上创办报纸以来发行量最大、发行范围最广的“高光时刻”。

当时采编力量也很强大。《工人日报》记者曹子戈、新华社资深记者艾丁、内蒙古著名作家张志彤、大学教授叶良能等都曾在《矿工报》任记者或编辑。

这段辉煌只存在了一年，《矿工报》于1966年10月1日全面休刊，采编人员陆续被分配到其他部门。

这也是《乌达矿工报》历史上较为黯淡的一段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也曾有不同派系的群众组织利用报社的资源办起过各自的报纸，直到乌达矿务局军管会于1970年11月创办了《乌煤简讯》，全局才又有了统一的报纸。

1972年9月，重新组建后的乌达矿务局党委，也曾短暂的恢复了《乌达矿工报》，调集编采人员13人，王琦任副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主持报社工作。但好景不长，1974年3月，报纸

业报中，办公条件也属于中上游水平。

复刊后的《乌达矿工报》继续承担着成风化人的使命。编辑记者们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为促进矿区团结、和谐、稳定的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思想极度活跃和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报社的宣传导向非常重要。《乌达矿工报》的采编人员始终坚持扎根基层、开门办报，记者们对职工们想什么，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了解得很清楚。

杨星灿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报纸头版有一个专栏，名为“每周谈”，1988年时，局里发生了一件采购报销超标的事情。采购价值8000余元，但差旅费却高达万元，一时哗然。报社立即在“每周谈”栏目发表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评论，批判了社会上“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错误思想，指出应注重培养勤俭节约的风尚，并使之成为可贵的企业精神。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一致好评。

当时，广大群众对大吃大喝之风深恶痛绝，乌达矿务局曾作出内部工作就餐一律吃份饭、每份标准为3元等6条规定。报社采编人员闻令而动，全员出击对本局及乌达区所有单位的职工、集体、国营食堂进行暗访，写出了《但愿不是一阵风》的记者述评，在社会上影响极位广泛，人民群众看了报纸纷纷拍手叫好。

再次停刊。

尽管这份报纸在特殊年代曾几度沉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所承载的宣传作用是多么重要。那时，电视机是稀罕物，广播和报纸是人们了解外界事物的“唯二”通道，这份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不仅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更是宣传战线的一杆大旗。

曾在《乌达矿工报》担任过通讯员的王世荣就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述过这些事儿。作为第一代新闻战线的工作者，王世荣也曾经和他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是当他看到周围的同伴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艰苦创业时；当他看到领导干部同工人群众一起同甘共苦时，他的内心便澎湃起来，他想用手中的笔为号角，竭诚尽力地去宣传他们。1958年11月14日，《巴彦淖尔报》刊载了王世荣的通讯《让乌达在我们手里成长》，在这篇通讯中，他写道：“为了伟大祖国的建设，我们来到乌达煤矿。说实在的，现在谁到这里，除了黑油油的原煤堆以外，别的建筑物几乎是很不引人注目的，就连一切国有企业和为广大职工服务的门市部，也都是土房窑洞。但我们相信，这仅仅是暂时的，不久，也许就是明年，这里就会出现新瓦房、楼房，可是这一切都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

这些看起来质朴简单的文字就是当时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王世荣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有的只是对事业的热情和真诚。为了收集到第一手材料，他不怕风吹、日晒、雨淋，经常步行到10多公里外的厂、矿、农场，到井下第一线同职工群众一起劳动，促膝交谈，稿件白天写不完，就在晚上写。

这也是当时新闻记者和通讯员的群像。

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乌达矿工报》才成为一面迎风飘扬“红旗”，扛起了新闻宣传的重任。

时代春风中再度苏醒

1985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乌达矿工报》再次苏醒。

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1985年12月23日，停刊11年之久的《乌达矿工报》正式宣布复刊。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布赫同志亲自为报纸题写了报头。

复刊后的《乌达矿工报》由马祯担任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由杨星灿、马胜利、杨静波、马燕担任，报纸为周一刊，内部发行3500份，同时定期与全国煤炭系统近30家企业报交换阅读，采编人员持有的记者证由中国记协统一颁发。

当时担任《乌达矿工报》副总编辑的杨星灿主持了复刊大会。若干年后，杨老在他的回忆性文章《办报的日子》里这样讲述当时的场景，他说：“那天，乌达矿区像办喜事一样，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有那么多的中央、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和兄弟盟市新闻单位的领导、编辑、记者前来参加《乌达矿工报》的复刊大会；有那么多的宣传、新闻单位发来贺电、贺信；有那么多乌达矿务局的部门和单位向乌达矿工报社赠送了锦旗、贺匾。”

复刊之后，《乌达矿工报》翻开了新的一页，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杨星灿记得，最开始时，报纸出版还用的是临时身份证：“内蒙古报纸登记证0067号”，两年之后有了正式的、合法的身份，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注册颁发的“国内统一刊号：CN15—0035”。

当时全乌海市只有两家报纸拥有国内统一刊号，就是《乌海报》和《乌达矿工报》。

杨星灿记得，《乌达矿工报》复刊时，报社有20多名编辑和记者，都不是科班出身。复刊前，他们在乌海日报社培训、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捉笔上阵了。

“办公室临时设在印刷厂闲置的平房里。我们3个总编加上总编室主任4个人挤在10多平方米的一间办公室里，摆4张桌子和4把椅子之后，几乎没有立足和转身之地。十六七名编辑、记者在20多平方米的一间大办公室里，靠墙摆放着一圈办公桌，大家面对墙壁、背对背办公，两三个人共用一张办公桌。”他说。

1987年，乌达矿务局为乌达矿工报社及印刷厂建造了一座1094平方米的三层办公大楼，从此，办公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在当时的全国企

你知道乌海地区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叫什么名字吗？

你知道在那个红旗漫卷西风烈的年代里，一份报纸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你知道在纸质读物匮乏的时期，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有多么珍贵吗?

如果要追忆《乌达矿工报》的历史，那必然还得从乌达地区的开发建设说起。

1958年，随着全国各地云集来的数万大军意气风发的挺进乌达和桌子山煤田，轰轰烈烈的“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正式拉开序幕。彼时，乌达矿务局多个矿区同时作战，为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矿区建设动态，表扬好人好事，报道各单位的战绩，鼓舞建设者们的斗志，乌达煤矿筹备处临时党委决定设立宣传部，准备用“宣传”的力量吹响奋进的号角。

陶宏信便是乌达矿务局第一任宣传部部长。

据资料记载，1958年10月，在陶宏信的主持下，乌达矿区的干部职工们拿到了第一份印刷出来的“读物”。这份读物名为《乌达简报》，乃是一份油印的八开周刊。这份简报的出现，就像荒漠中的一缕清泉，大大地丰富了职工们干涸的文化生活。但是，由于力量有限，这份刊物每期只能发行500份，很难满足人们的传阅需要。

为解决这一问题，陶宏信率领宣传部仅有的几位“文化人”——曹子戈、叶良能、殷靖华、朱福宏等积极筹备。1960年1月1日，《乌达矿工报》正式创刊，陶宏信出任第一任总编辑，结束了乌海地区没有报纸的历史，乌达矿工报社也成为乌海地区第一家新闻单位。

这份报纸也告别了“油印”历史，开启了“铅印”时代。据资料记载，起初《乌达矿工报》为四开四版，发行量是每周一期，每期两千份，由宁夏日报社印刷厂负责印刷。为了保证报纸能如期与干部职工们见面，报社派了编辑殷靖华常驻银川，负责校对和改版工作。

当时，乌达矿务局还有另一个宣传阵地，便是矿务局广播站，两个单位曾于1961年合并，10多个采编人员承担起报纸和广播的采编任务。

(作者：韩建慧；编辑：段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