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乌海建市50周年 “联通杯”文学作品有奖征文
范子琛
腊月二十八，西安北站。
候车大厅里挂起了红灯笼，玻璃门也贴上了福字，到处是拎着大包小包赶路的人。我攥着一张单薄的行程单，上面印着“西安北—乌海”五个字，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趟车我盼了整整三年——从包银高铁开工建设的那天起，我就在等着它通车的消息。
十几年前，我在西安读大学。头几年回家没有直达火车，要到银川或者包头中转。绿皮车晃晃悠悠十几个小时，春运时过道里站满了人，转身都困难，空气里混着泡面味、汗味和脚臭味。要是有个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车厢里就更拥挤不堪了——但说来也怪，所有的列车员好像都有一种魔法，不管人群塞得多满，他们总能一边高喊着“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一边推着那辆铁皮小车从人缝里硬挤过去。乘客们像被劈开的潮水，歪着身子、扭着腿，骂骂咧咧却又无可奈何。
工作以后，回家要先坐飞机到银川，再打车两个多小时到乌海。一趟下来大半天就没了。要是遇到点特殊情况，当天都不一定能回去。有一年冬天银川突然下大雪，高速封堵，我们只能在附近旅馆住了两晚，除夕当天下午才辗转到家。母亲看着我疲惫的脸，心疼得直掉泪。
现在好了，高铁通了。
列车启动，电子屏上的速度数字一路攀升，120、200、249。窗外平原、山地、戈壁像电影胶片一样飞速后退。我靠着座椅，把椅背调到一个舒服的角度。过道那头，一位年轻的乘务员制服笔挺，头发利落地盘在脑后，双手端着托盘，从我身边经过时，恰好与我对视，于是浅浅微笑，轻声问：“先生您好，咖啡、奶茶有需要吗？”我摇了摇头，她便又轻声道一句“好的先生”，微笑着走过。
我靠在窗边，窗外渐渐出现稀落的村庄和城镇。这条回家的路，我走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四个半小时后，列车平稳地停靠在乌海站。
新站宽阔明亮，钢架玻璃穹顶洒下一地阳光。出站通道安静有序，只有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出站口，父亲已等在那里。他还是穿着那件穿了多年的军绿色棉袄，头发又白了不少，但精神头很好，一看见我就咧嘴笑。他一把接过我的箱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嘴里念叨着：“瘦了，又瘦了。”然后拍拍我的肩，“你妈在家炖羊肉，就等你呢。”
父亲是移二代，我是移三代，我们家是乌海第一批建设者。爷爷是1958年从山西来的。他跟着一列闷罐车，和三百多个同乡一路向西到了“乌达”。父亲讲，爷爷头一次下井回来，浑身漆黑，只露两只眼睛和一口白牙。奶奶认了半天，才敢喊他。
爷爷那代人，没有房子就挖地窨子，没有路就踩出路。冬天零下二十几度，矿井口结着白霜，他们一镐一镐地挖，一车一车地拉。爷爷的腿就是那时候被砸伤的，后来一到阴天就疼，但他从来不抱怨。
爷爷不识字，可是爱学习。矿上办扫盲班，他第一个报了名。收工回来，别人倒头就睡，他趴在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手指头冻得通红也不肯放下笔。认了字又迷上电，矿上的电工师傅来修设备，他就蹲在旁边看，问东问西。后来矿上选人去学电工，爷爷凭着一股钻劲儿被挑中了。他从最简单的接线开始学，一点一点地啃，硬是把那些复杂的电路图吃透了。
他在电工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谁家电器坏了、哪台设备趴窝了，找他准没错。工友们说：“赵师傅的手，比仪表还准。”
爷爷和奶奶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这在那个年代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时代的大潮浩浩荡荡，父亲兄弟六人走出了六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大伯当了老师，三叔考学到鄂尔多斯煤矿当工程师，四叔接班下井，五叔跟着爷爷学电工，六叔最敢闯，改革开放后下了海，做生意，是兄弟里最先富起来的。
父亲排行老二，是兄弟里经历最坎坷的。
高中毕业后先是跟着工地上的师傅学瓦工。他肯吃苦，大夏天顶着日头砌墙，手心上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老茧。干了两年瓦工，攒了一点钱，却不想一辈子跟砖头打交道。
20世纪80年代初期，街上做买卖的人多了。父亲瞅准了一个门道——做布鞋。那时候的人们还习惯穿家做布鞋。父亲东借西凑，在家里盖了几间厂房，买了几台机器，请了几个女工，办起了一个小小的鞋厂。
头两年生意真不错。父亲做的布鞋，底子厚实，鞋面结实，顾客来了一买就是好几双。父亲领着工人没日没夜地赶工，脸上全是笑。
可好景不长。90年代中期，市场上流行起了皮鞋。各式各样的皮鞋从南方涌进来，锃亮、时髦，父亲的布鞋一下子卖不动了。但他不甘心，又撑了两年，最后还是关了门。
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厂房里，母亲去找他，他眼睛红红的，站起来说：“走，回家。”
此后父亲什么活都干过：摆地摊、卖水果、跑保险、倒腾煤。有一年冬天，他蹬着三轮车给人家送煤，路上结了冰，车翻了，煤撒了，膝盖磕破了皮，血把棉裤都浸透了。他一瘸一拐地用铁锹把煤铲回车斗里，咬着牙送到了地方。
父亲这辈子，闯过南，走过北，被生活狠狠摔打过多少次，但他从不认输。母亲说：“你爸这人，本事不大，心气儿高，摔倒了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走。”我觉得，这比什么都了不起。
父亲那辈六兄弟，像六条不同的河流，从同一个源头出发，流经不同山川谷地。他们是乌海第二代人的缩影——有过梦想、失败、坚持，最终还是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
回家的路沿着滨河大道走。父亲一边开车一边兴奋地给我指窗外：“你看，那是新修的环湖路，夏天好多人在那跑步。”“那是滨河公园，才建好的，种了好多花……”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孩献宝似的兴奋。
我确实被震撼到了。
上一次回来时，乌海湖才蓄水不久。现在，宽阔的湖面一眼望不到边，环湖公路平整宽敞，两旁的绿化带虽然落了叶，但松柏依然青翠。
这是我小时候那个漫天黄沙、遍地煤灰的乌海吗？
我摇下车窗，深深吸一口气。空气干燥清冽，没有煤烟味，没有沙土味，只有北方冬天特有的干净清冷。
小时候，每年春天刮沙尘暴，黄风一来天就黑了，空气里全是土腥味，晾在外面的被单一拍一蓬土。父亲下班回家衣服上全是煤灰，母亲洗完工作服，一盆水都是黑的。
“变化太大了。”我忍不住说。
父亲语气平静却藏不住得意：“你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他望向窗外冰封的湖面：“你夏天回来再看看，水鸟多得认不全——红嘴鸥、白鹭、赤麻鸭，一群一群的。”
他又笑：“沙漠看海，中国乌海。嘿！”
我听着也笑了。
“那就是书法馆。”父亲指向一片造型独特的建筑。我知道那是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书法主题馆。“你记不记得小时候还去广场上写过毛笔字？”父亲说。
“当然记得。”那些记忆再度鲜活起来。
上中学那年，正值书法城命名成功。我们去参加集体活动，每人一件白T恤、一支毛笔、一个小砚台。广场上摆满小书桌，一眼望不到头。“那天太阳特别大，”我继续说，“我写的是‘黄河明珠，大美乌海’八个字，手抖得厉害，写得歪歪扭扭的。旁边那个女孩写得好，还上了电视。”
不知何时起，书法就成了乌海人生活钟的一部分。公园里时常见有老年人用大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学校里孩子们有书法课，书法广场到处都是书法元素，散步的人常停下来比画。
车子驶上乌海湖大桥。视野一下开阔起来，这是黄河上游最长的大桥之一。我想起小时候从乌达去海勃湾要走的老黄河大桥，桥窄路破。如今这座桥宽阔平坦，如一条银龙，把这头那头连在了一起，也把乌海的过去和现在连在了一起。
汽车拐进乌达城区。道路两侧，崭新的住宅楼整齐排列，楼间有绿化带和小广场，老人晒太阳，孩子嬉戏。父亲说，这是棚户安置区。
“咱家的老房子，你还记得不？”父亲问。
“当然。上厕所要跑院子外头的旱厕，冬天冻死个人。”我回答。
“就是那块地方。”父亲朝窗外指了指，“全拆了，你爷爷也搬进了新楼房。同等面积置换，政府还给补贴。”
我往车窗外看，那些楼阳台上挂着红灯笼，贴着窗花，一派喜庆模样。
我笑了笑，眼眶有点热。
父亲放慢车速，让我好好看。那些整齐的楼栋、宽敞的马路，与我记忆中的矿区平房区完全是两个世界。记忆里是低矮的土房，巷子窄得只能过一辆自行车，下雨天满地的泥泞，春天刮风时漫天飞舞着塑料袋。
车子继续往前开，我望着窗外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心里百感交集。
这座城，早已褪去旧日风尘，悄然蝶变。变得让扎根故土的人心安踏实，也让远走他乡的游子，岁岁牵挂，念念难忘。
车子缓缓停进小区车位。母亲在电话里催：“再不回来，羊肉炖化了！”
我笑着拉开车门，脚刚落地，就闻见不知从哪飘出的炖羊肉的味道。
那是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