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乌海建市50周年 “联通杯”文学作品有奖征文

常 胜

我登上了北京开往乌海的D字头列车，倚靠在宽敞舒适的软座上，眼望车窗外风驰电掣般退向远方的山川原野，心中百感交集。四十多年前回家探亲的情景如同滚动的电影胶片，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84年春节前夕，我接到妻子生病的电报，急匆匆从通辽出发往家赶。买不到座位票，我在满满登登的硬座车厢地板上艰难熬了十多个小时。即便如此，列车仍无法直达，我在北京车站拥挤的售票口办完中转签字后，抠抠搜搜摸出十元钱，在一家气味欠佳的澡堂中勉强眯了半宿。

第二天下午，我登上了北京开往银川的客车。还未进车厢，便真正尝到了比草原列车乘客还要多的滋味——如果说从通辽到北京还勉强有一点“立足”之地，这里则连站立的空隙都没有。过道里人贴着人，挤得喘不过气来，只能来回倒替着单脚支撑。

火车到站，门一开，就不停有人往上涌。列车运行似乎也格外慢，像老牛拉车，走了十多个小时还没驶出山西。我的两腿开始发胀，渐渐由胀转疼，又过了不知多久便没什么知觉了。车厢的行李架上、座椅下面都有人，我于是也踅摸起来，趁车到大同站时有人下车，找了个座椅底下钻了进去。

又黑又矮的座位底下，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饭渣、烟蒂随处可见，但我顾不了这些。比起十几个小时的站立之苦，这又算得了什么？正当我迷迷糊糊将要睡着时，突然觉得身下湿漉漉的，原来是有小孩尿在了车厢里。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妇女急得团团转：“哎呀，咋就尿了，座位下面还躺着人哪！这可咋办！”还能咋办呢？在这种像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车厢里，我能怨孩子吗？好在我随身揣了几张报纸，赶紧铺在湿的地方。就这样，带着浑身的疲倦和浑浊的气味，我又咬着牙躺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有人喊“乌海站到了”，我如蒙大赦，浑身无力地爬起来，拖着疼痛的双脚和酸困的身子，急不可耐地冲出车厢，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总算熬出来了！”但其实也只熬了一大半儿，从乌海站到我所住的公乌素矿区，还有五十多公里。

那时，从乌海火车站到公乌素矿区，每天下午只有两趟公共汽车。我下火车时已是黄昏时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上了最后一班车。汽车里也是一样拥挤。由于是末班车，车内早已座无虚席，过道里站着的人更是前胸贴后背。车还没开动，人们就热得满头大汗。中途又遇到了一段砂石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汽车在上面左右颠簸、上下摇晃，颠得人晕头转向。

我生怕这破车坏在路上，但怕什么来什么。汽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后，不知怎的突然歪进了一个雪窝里抛锚了。我的心一下子跌入冰窖……

正当我沉浸在似梦非梦的回忆中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甜润清脆的女声：“各位旅客，乌海站到了！”啊！竟然已经到了吗？我看了看表，心中惊叹，这还不到五个小时。而过去乘坐草原列车，足足需要走二十个小时！再次回想过去、看看今天，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多少便利啊！

我站在火车站前，看着站台上往来穿梭的接站车辆，心中对蒸蒸日上的家乡充满了由衷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