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银

刚走进小区的大门，忽然闻见了腊味。是那种沉甸甸的、油脂与时光共同沉淀出的香味，混在冬日清冷的空气里，像一尾灵活的鱼，倏地便钻入肺腑。抬头望去，谁家窗台下，正悬着一大坨新鲜的羊排、几只油亮的酱鸭，在北风里微微地晃，仿佛时光的摆锤。脚步便不由得慢了。这便是年味吗？这具体而微的、带着烟火气的信号，一年一度，总在岁暮时分，悄然前来叩门。

说起年味，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声音。腊月廿三一过，零零星星的鞭炮声就成了日子的背景音。那声音是散漫的、试探的，带着孩童恶作剧般的欢欣。待到除夕下午，便汇成了声势浩大的合奏。我们那时是敢放鞭炮的，将一串红艳艳的“大地红”展开来，铺在院子的地上，捂着耳朵，又怕又盼地点燃引信。霎时间，噼啪声炸开一地碎红，青白的硝烟味猛地窜起来，辛辣而喜庆，瞬间便将空气灌得满满的，再无一丝空隙。那声音与气味是专横的，不由分说地宣告着“年”的主权。如今城里静了，禁了那震耳欲聋的喧腾，年三十的夜，总觉得过于斯文，像一幅留白太多的画，少了那最浓烈、最跋扈的一笔颜色。

视觉上的年味，是浓得化不开的红。红春联，红窗花，红灯笼，红衣裳……中国人的年，是一场对红色毫不吝啬的铺张。父亲写春联时，是家里最肃穆的时辰。一方斑驳的石砚，一块乌黑的墨，他将清水注入砚台，然后捏着墨锭，不疾不徐地，画着一个又一个深浓的圆。那“沙沙”的声音，细密而绵长，像是时间本身在低语。墨香渐渐漾开，清苦里透着一种端庄的芬芳。然后他提笔，饱蘸浓墨，手腕悬空，落在裁好的红纸上。那字是颜体，丰腴而挺拔，一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带着温热的人间心愿，便稳稳地栖在了门楣之上。红纸黑字的搭配，是再纯粹不过的中国的色彩，热闹里自有一份笔墨的静气与筋骨。现在的春联多是金光闪闪的印刷品，字是标准的美术体，光滑匀称，却再也闻不见那清苦的墨香，觉不出那手腕起落间的郑重了。

味觉的年味，自然在那一桌年夜饭上。这饭食的丰盛，近乎一种虔诚的仪式。母亲从腊月里便开始张罗，煎炸蒸煮，厨房成了她神圣的殿堂。年夜饭的每一道菜，都须得有个吉利的说法：鱼是“年年有余”，鸡是“吉祥如意”，丸子自然是“团团圆圆”。食材在滚油里欢叫，蒸汽在锅盖上舞蹈，各种香味交织着，从门缝窗隙里溢出去，仿佛在向四邻八舍广播着一家的满足。守岁时吃的糖果瓜子，也自有它的味道。我独爱那种叫大白兔的奶糖，糯糯的一颗，含在嘴里，要等好久，那点廉价的、直白的奶香味才化开来。我们那时没有许多娱乐，一家人围坐在热乎乎的炕上，灯笼的红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神情。嘴里的糖慢慢变小，窗外的夜色慢慢变稠，听着大人们絮絮地说着旧事与来年的打算，那甜味便仿佛从舌尖蔓延到了心里，安稳而又绵长。那种甜，是和“永恒”的错觉联系在一起的。

不知何时起，人们都说“年味淡了”。或许是吧。我们不再盼着那一身新衣、那一顿肥鸡大肉；拜年成了手机里群发的、精致而冰冷的表情符；连团圆也常常被一个“忙”字隔在了视频通话的两端。一切的仪式都在简化，一切的盼望似乎都失了对象。年味，好像真的成了旧时光里一枚风干的标本，只剩下一个模糊而怅惘的轮廓。

可我又想，年味究竟是什么呢？它或许从来就不只是那些鞭炮、春联与吃食。那是农业时代的人们，在四季轮回的节点上，用最热烈的方式，对抗时间流逝的虚无，确认家族血脉的绵延。那热闹，原是为驱赶一种亘古的寂寥；那喜庆，底下未尝没有一丝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的惕惧。我们今日所感到的“淡”，许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已丰足如昔年的新年；我们维系情感的方式，已迅捷如神话里的顺风耳、千里眼。年，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的魔力，便自然地消减了。

但那份渴求团聚、祈愿美好的情意，变了吗？似乎又没有。你看那车站机场，每到年关，依旧是人潮汹涌，归心似箭。你看那万家灯火，在除夕夜里，依旧比平日多出一份暖融融的光晕。年味的形式在流转，从震耳的鞭炮移向绚烂的电子焰火，从手写的春联移向集福卡的指尖轻触，可那内核里，终究还是那一点对“在一起”的固执，对“好光景”的盼头。

就像此刻，我站在这熟悉的院子里，闻着那固执的腊味。它穿过都市规整的楼宇，穿过岁月层叠的帷幕，执着地飘来。我忽然觉得，年味或许从未消散，它只是变得安静了，从锣鼓喧天的街面，退守到了人心深处那一个小小的、柔软的角落。它在母亲电话里那句“几时回家”的寻常问话里，在朋友发来那张旧照片的会心一笑里，甚至就在我此刻，因这一点气味而蓦然停驻、涌起万千思绪的片刻里。

原来，只要山河依旧，人伦依旧，只要我们在暮色中还有可归去的方向，在寒风中还有想拥抱的人，年味便总会找到它的方式，幽幽地，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与我们重逢。它不再是笼罩一切的盛大节庆，却成了心底一脉温热的、静静的河流，在岁暮天寒时，悄然解冻，飘送下来自时光上游的、不曾冷却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