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波

深秋，天高云淡，大雁南飞，乌海已是碧水绕城，湿地成网。看那甘德尔山下，黄河两岸，万木葱茏，花枝招展，那些杨树、柳树、槐树、桑树、果树、沙枣树以及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外来树木姹紫嫣红，个个像待嫁的新娘，打扮得精致美丽。它们又像风姿绰约的贵妇，炫耀般把那金银般耀眼的叶子抛洒下来，使得人不敢驻足。

立冬那天，天气突然变冷。油画般的美景换了颜色，往日铺满公园那金箔般耀眼的树叶儿，也被这突然来访的寒流换了衣衫。细雨夹杂着沙尘，人们纷纷加快了脚步。我自然也一样，回到家，屋里暖气嗡嗡地响，我把温度往低调了调。倚着床头拉来被子垫在身后，随后翻开临河作家陈慧明以自己的苦难经历为背景写的《人非草木》。荒诞的岁月里，她的遭遇令人唏嘘，那熟悉的田园、淳朴的民风，立即把我带到当年的知青岁月。

恍惚间听见有人敲门。这么冷的天，估计是哪个送外卖的走错了吧。我还没开门，手机就响了：“郝叔，我们是滨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来给你检测血糖。”我问：“你现在在哪里？”“我们就在你家门前。”

我慌忙拉开门。进来的是大夫吴芳和护士王雅欣。这么冷的天，又是下午4点多钟，我很感动。她们说，今天立冬，以后就会越来越冷，你们都上了岁数，出门不便，得抓紧时间给你们测血糖。

老伴赶紧给她们沏茶、端水果。她们说，天快黑了，还有几家，得赶快去忙。就这样，她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是在70岁的时候得的糖尿病，刚开始只是全身乏力不想动；再是口渴，出门上街，在家喝足了水，再带上两瓶水，还没到商店就把两瓶水喝光了，一边买水一边给家里打电话，让烧茶水；特能吃又消瘦，肚子里像钻进了狼，总想吃，可越吃越瘦。

住了10天医院，打了胰岛素，空腹血糖从16mmol/L降到5mmol/L，身体渐渐康复。大夫曾告诉我继续服药，我却认为，我的病已经好了，怎么还让我吃药呢。朋友在席面上见我谨慎用餐，说：“咋也不咋，你看某某得了糖尿病，人家照样大吃大喝，活得滋润着呢。”自此，我渐渐放松警惕，喝八宝糖茶、馒头蘸蜂蜜，全然没把大夫的话当真。直到有一天旧病复发，这次来得更猛烈了。

谢晓兰大夫和吴芳大夫是我们社区的家庭医生，她俩在一个办公室。谢大夫是我的签约大夫。她告诫我：“糖尿病从目前来说还根治不了，得长期服药。糖尿病的并发症千万不能轻视。”她给我指出这病的危害性，同时告诫我，血糖低了也不行，会要命。这时我才得知几位熟悉的人，因血糖控制不好，并发症严重到截肢、眼底神经受损，甚至死亡的事情。谢大夫认真地检查了我的身体，给我开了药，让我把每天检测的血糖指标发给她。我不敢懈怠，按谢大夫的话，管住嘴，迈开腿，血糖渐渐降下来了。这期间，谢大夫根据我的病情调整药剂和药片。有几次，我突然头上冒汗、身上发冷，是血糖低造成的，自此，衣兜里便总装着几块糖。

说起来都脸红，像我这把年纪了，竟然还是对自己身体的结构、病理知识了解甚少。那天，我的嘴角糜烂，我想这肯定是病菌作祟。正好家里有白酒，度数高、浓度纯，必然有杀菌作用，于是我便将一大口白酒含在嘴里，酒水又辣又麻，含了几分钟，自觉一定起到了杀菌效果，才吐了出去。谁知，嘴角糜烂的问题没解决，整个口腔都变得又红又肿，别说吃饭，连水也喝不成。还是谢大夫和吴大夫给我精心治疗，才慢慢好起来。我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从此，身体有什么问题，我就打电话咨询谢大夫。谢大夫也把我的身体状况挂在心上，该打流感疫苗了、该打带状疱疹疫苗了、该体检了、医院来了我需要的药了，就会给我打来电话。

乌海是个移民城市，大都没有盘根错节的血脉关系，尤其是我们这些退休人员，平日里与人联系就少，现在联系就更稀少了。因此，有了谢大夫的关照，我觉得十分温暖。过年过节收到她的祝福信息，更是感到特别亲切。你瞧，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这个名称，我以前只在电影里听到或看到过的，曾以为是个“洋名词”。我问在美国的表弟，他们有没有签约的家庭医生？表弟说，在美国看病很贵，从没听过家庭医生，倒是听过私人医生。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竟有些窃喜，幸而生在中国，我们老百姓才有这样的享受，才能有这样好的家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