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电话打过来，嗓音里带着笑意：“你爸在东墙根底下种了菊花，天天蹲那儿瞧，比看孙子还上心。”

我推开老家的门，夕阳正好就斜照过来。父亲果然在东篱边上蹲着，那背影看起来很瘦削。他听到响动回过头，脸上的每道褶皱里都闪着亮光。他说：“你回来正好赶上，那些菊苗都发了芽。”

这面篱笆原本是堆着柴火的，父亲花费了整个春天才把它收拾出来。他固执地不用化肥，沿河挖土，掺上草木灰，说这样才有魂。种的都是最普通的品种：白瓣黄心的杭白菊，紫绒球的紫龙卧，几丛金盏菊，他说名贵菊花像戏台上的角儿，伺候不起。

“陶渊明种的大概也是这样的，”父亲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叶片，“他哪有工夫玩那些弯弯绕绕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的人，种悠然的菊。”

每天清晨，露水还挂在叶尖上，父亲就提着他的旧铁壶来浇水。水是井里刚打上来的，他说自来水有漂白粉的味道，菊不爱喝。他浇得较慢，像是怕惊了它们的梦，水渗进泥土的声音，轻得像叹息。

邻居老李头经过，隔着篱笆喊：“老哥，种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当饭吃！”

父亲直起腰来擦把汗：“人活世上吃饭哪够？”

秋风起的时候，菊苞就开始鼓起来。父亲更勤快了，有时候会搬个小板凳，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我会陪着父亲坐着，看着云从东边来，往西边去。我们话不多，但是空气里流淌着比语言更稠密的东西。

“你记得你奶奶的菊花枕吗？”父亲突然说。

记忆的闸门忽然就开了，奶奶总是在深秋的时候去摘菊花，然后晒干，一针一线地缝成菊花枕头。那些夜晚，淡淡的菊花香慢慢地钻进我的梦里，连做梦都是甜的。奶奶说菊花可以养眼，可以安神。只是奶奶去世后，就没人再给我们做菊花枕头了。

父亲望着篱笆：“我也做些菊花枕。”

第一朵菊花开在霜降以前，就是那丛杭白菊，花瓣展开的样子就像刚睡醒的蝴蝶。父亲蹲在花前面看了很久很久，阳光从竹篱照过来，在他的衬衣上留下斑驳的影子。

我突然明白，父亲种的不是菊，他种下的是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淡然，更是奶奶指尖缠绕的柔情，以及这片土地最深沉的记忆。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他固执地慢下来，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即将消失的生活之美。

菊花开得越来越多，东篱成了一个小宴，白菊像雪，紫菊像霞，金菊像太阳……放学的孩子喜欢在篱笆边上停下脚步，他们的眼睛亮晶晶的，比花还美。

父亲采了第一茬菊花，晾在竹匾里，他说要给我缝个菊花枕：“你总是失眠，用菊做枕头，能睡得香一些。”

我接过还带着阳光余温的菊花，忽然想起《陶庵梦忆》里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我的父亲，这个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如今把他的癖好全给了这片东篱菊。这份深情正借着竹篱、借着花香、借着他马上要缝制的菊花枕，绵延不绝地传下去。

东篱下的菊花在风中轻摆，它们知道一切，包括没说出口的岁月、传承与爱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