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治学

对于作家而言，现实生活是挖掘不尽的宝藏和创作灵动之源。唯其如此，作家必须深度参与生活，积累生活经验，梳理生活脉络，从平凡的生活中细致观察和精心萃取，通过某种艺术形式赋予它全新的面貌。

我不擅长理论，有感而发讲个故事吧：1992年秋天，内蒙古《草原》杂志发表了我的煤矿题材短篇小说《亲仇》。其实之前，《草原》还发过我的一个短篇小说《愚父》，是以父亲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叙述语言为半文言，有点生僻，读起来也不流畅，甚至拗口。如开篇第一句：“吾父晧公，秉性愚拙，虽屡遭坎坷，然终无悔彻”，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

这种写作方法有点不合时宜。原本是自写自读，检验一下我对古汉语的驾驭能力。没承想，得到梁存喜老师肯定并鼓励我投稿，后被《草原》釆用。

作品发表后反应平平，但对我却极具意义。首先，这是我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的处女作，是一个突破，激发了我持久的创作热情；其二，我以父亲作为小说创作素材，倾注了对他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某种意义上讲，父亲一生是失败的，但他一直是我人生的榜样。我还发现，父亲具有文学里“典型人物”的鲜明特征。可以说，对于这篇粗糙的作品，我的感情投入很大，写得也非常用心。同时，虽然采用文言文，但叙述语言尽量发挥古汉语的节奏感和简约优势。对于这篇不够成熟的小说，我或许以后还会讲到。

1992年夏天，《草原》杂志社召集了区内部分作者在准格尔薛家湾举办笔会。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准格尔露天煤矿正在进行大规模开发，这在当时中国的能源工业也是大事。让参会者切身感受轰轰烈烈的煤田建设热潮，也是《草原》对我们的关爱和期待。

由于《愚父》的原因，我有幸参加了笔会。然而接下来的事却让我尴尬不已。因笔会要求，每个参会作者至少拿出一篇稿子。时间已过大半，编辑老师开始催稿，我却只字未写，根本不知道从何下笔。眼见其他人纷纷交稿，我焦急万分，心想这次丢人丢大了。记得，和我一样陷入尬境的还有平庄煤矿来的荆永鸣，他也一个字没写，但此君却镇定自若。

那天傍晚，夕阳西下，彤云璀璨，清风拂面，凉爽怡人。我和荆永鸣爬上薛家湾南面的山岗，放眼望去，豁然开朗。暮色中，丘陵起伏，浅蓝色的烟云扩散飘游在狭长的河谷，远处传来某种大型设备运转的轰鸣声。

这时，一个意念突然闪现在脑海：“我为什么不从矿区生活入手，写写我熟悉的那些人、那些事呢？”我立刻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此时，荆永鸣的脸上也露出神采，说了一句，“回去，找着感觉了！”

一切都是那样偶然巧合，有种稍纵即逝的感觉！

笔会结束的前一天，荆永鸣和我各交了一篇煤矿题材作品，并得到编辑老师们的肯定。有趣的是，我的小说写完了却没有标题。讨论稿件时，路远老师建议叫《亲仇》，非常贴近故事，就这么定了！之后，《草原》发表了笔会部分作品并加了编者按，我的小说名列其中。

那次笔会确实令人难忘，良师益友相聚一起，切磋文学，建立友谊，至今记忆犹新。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和文友们一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尤其与荆永鸣，相似的经历更让我俩成为挚友。他后来旅居北京，开饭馆搞创作两不误，佳作连连，声名鹊起，在中国文坛引起巨大影响。可惜天妒英才，永鸣不幸早逝，每每念及，痛惜不已！

《亲仇》的创作过程，让我更加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我如果没有长期而且丰富的矿区生活经历，没有我对煤矿工人和许许多多事情的熟悉了解，纵使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恐怕也没有结果。

《亲仇》的故事，似乎荒唐不伦但真实可信。在煤矿幽深的巷道和掌子面，在矿区的街头小巷，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调侃编排里，总能听到见到如葛云武、梁满仓、梁国汉类似的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我不是单纯讲一个貌似荒唐的故事，而是被矿工这个群体所感动。他们卑微的处境，痛苦的遭遇，坚韧不拔的意志，忍辱负重的性格，无不折射出人性的无价之美。

记得写完这篇小说后，我如释重负，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我如同完成了一份嘱托，兑现了一个承诺。我的心回到矿区，似乎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梁满仓、重义如山的葛云武、倔强桀骜的国汉，还有他善良柔弱的母亲，几个人开了一瓶火辣辣的薯干酒，梁满仓倒满一碗递给我说，“好家伙，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你也写进书里？”

站在一旁的葛云武稳稳地说，“写就写吧，他又不是外人”。国汉的母亲则局促地在围裙上擦着手，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