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敏

温州的梅雨，又毫无悬念地来了。空气黏腻，墙壁渗出细小的水珠，像是在无声地哭泣。我关上窗，隔绝了巷子里潮湿的青苔味，也恰好在那一刻，手机屏幕上弹出的“庆祝乌海建市50周年征文启事”，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骤然打破了这潭死水。

乌海——这个名字，仿佛藏着北国的烈日与风沙，与我身处的江南水乡格格不入。然而我的心脏却猛地一缩，一股熟悉的、混着烟草与尘土气息的记忆，从十年光阴的缝隙里涌了上来。

那是我父亲的味道。

十年了。父亲在一个寻常的出差路上，被一场突兀的车祸带走，连同他那些未竟的生意，和那些我们再也无法完成的对话。整理遗物时，我找到了一个樟木箱，里面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沓泛黄的火车票，几本卷了角的账本，和一张被反复折叠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

今夜，我重新打开了它。纸张脆弱，边缘已被岁月磨得毛糙，几处折痕深得像是掌心的纹路。地图上，父亲用红笔重重圈出的“包头”和“乌拉特前旗”，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北方坐标。那时他在前旗经商，我至今记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记得包头冲天的钢厂红光。

而乌海，只是地图左下方一个孤独的名字。父亲从未用笔圈过它，却用指尖摩挲过。有一次，他指着那里，吐出一口浓浊的烟圈，像是要把半生的闯荡与权衡都吐出来：“当年要是胆子再大点，或许就扎到乌海去了。那地方，全是乌金，黑色的金子，能点石成金，也能把人变成行走的煤块。”

父亲是个典型的温州商人，精明，务实。在他的口中，乌海是一座男性的、粗粝的、充满力量与尘埃的城市。是火车轰鸣着拖走一车车煤炭，为远方的草原钢城输送血液的奉献者；是戈壁滩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汉子们用汗水和豪情垒起来的城。这便是父亲的想象。

然而，当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搜索引擎里敲下“乌海”二字时，跳出来的画面却让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没有想象中的漫天煤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近乎奢侈的、嵌在沙漠与高山之间的蔚蓝。那片水域，名叫“乌海湖”，快艇在水面拉出白色的浪花，岸边的沙滩上，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这是我父亲口中那个“把人变成煤块”的地方吗？

我贪婪地搜寻着，像一个迷路者寻找路标。我看到了生机勃勃的葡萄藤，在充足的日照下，孕育出一串串紫色的果实，让这里成了与法国波尔多媲美的葡萄之乡。我看到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的庄严剪影，这座以墨闻名的中国书法之城，用最沉静的艺术，中和了煤的喧嚣。

从乌金到碧波，从黑色的城到蓝色的海，从工业的奉献到生态的自赏……这几十年，尤其是我与父亲天人永隔的这十年，这座我从未踏足的城市，究竟经历了怎样一场波澜壮阔的自我革命？

我仿佛看到，当年的乌海人，在挖出地底一车乌金后，抬起布满煤灰的脸，望向天空，开始思考这座城市的未来。他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治理粉尘、修复生态，与自然达成了一场全新的和解。这是一种比我父亲那代温州商人“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更为宏大的智慧。最成功的投资，是投资未来，投资一片能让子孙后代安然栖居的土地。

夜深了。我端起一杯绿茶，茶汤清亮，一如窗外的雨。而我脑海里，却是乌海的葡萄酿出的、想必是醇厚如血的红酒。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一生，都在路上。他开着车，奔波在一条又一条通往商机和远方的国道上，最终也消失在路上。那条路，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终点。而乌海，是他路途中一个动过心、却擦肩而过的站点，成了他地图册里的一个未竟的远方。

我关掉网页，打开空白的文档，键盘的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清脆得像久远的回响。我感觉自己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应征一篇稿子，而是在替父亲完成一次迟到了太久的凝望。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移动，像是在那张旧地图上，为他轻轻描画出那个他当年犹豫过的、通往乌海的路线。

窗外，雨声淅沥。回家，不是回到温州的老宅，也不是回到前旗的童年。而是此刻，在这场跨越几十年变迁的精神跋涉中，走向父亲未竟的远方，并用我的文字告诉他：“爸，您看，那片您没去成的土地，如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