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治学
在我看来,记忆具有物质性。时间久了,记忆会褪色、锈蚀、瓦解,直到完全消失。而有些记忆,如纯金般镶嵌在心里,永远闪耀着珍贵的光泽。
我最重要的记忆是煤矿。四十余年的岁月时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经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砺,淬火涅槃之后所留下的深刻记忆,一直映照着我的良知。
有时故交聚在一起忆起往事,感叹人生苦短,岁月如歌。这些记忆大多是碎片化的,缺乏完整性,或一人一事,或一起一落。每个人都有独自的过往经历,虽然生活、工作环境相似,体验和感受却大不相同。
我第一次产生创作念头,是在煤矿工作十几年以后的事了。从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后,出于爱好又念了5年中文函授,而后沉淀思考了一段时间,终于意识到应该写点什么了,写点让我难忘的事情。
说事情,其实是说人,事情是围绕着人展开的,没有人物的故事干瘪空虚。于是,故事里面的人物,和人物里的故事,一一浮现在我的面前。那些长年累月在矿井和我一起滚打的矿工,那些因矿难事故不幸死去的工友,每每想起就痛心不已。他们的生命虽然已消逝,但形象却立体丰满而又鲜活。
我早期的写作,大多都是表现他们。陆续发表在《乌海日报》副刊,被郑达予以鼓励与肯定,并冠之为“精短小说”。郑达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我对他至今深怀敬意。由于副刊在稿件篇幅上有一定限制,要求文字必须精练,线条清晰,情节简单,但只要是小说,总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写起来很用心很费力,从未体验过一气呵成、痛快淋漓的舒畅感,反而渗透着一种压抑和伤感。这类作品我记得有:《窑道》《矿魂》《我的穆斯林兄弟》《窑汉罗曼史》《窑爷专列》《孬种》《魂兮归来》《震撼》和《交情》等。虽然创作手法比较笨拙,但是真实感人,得到读者广泛认可,也举办过创作研讨会。我认为对作者而言,研讨会只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没有其他更复杂的意义。别人的评价,过誉拔高也罢,曲解否定也罢,自己必须头脑清醒,不要昏了头。
我对自己创作的要求是,作品必须真实感人。首先感动自己,才有可能感动更多的人。
有一种观点,似乎认为文学作品未必刻意去迎合、感动读者,追求其艺术价值是终极目标。对此不敢苟同。我肤浅的理解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不是给人看,或者是给人听的?如果不说人话,不说真话,不说人听懂的话,再高的“艺术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对于文学“真实性”有许多的解释,我点到为止。
我对自己作品“真实性”的要求是,故事情节要合乎逻辑,人物活动和表现要合乎情理。其中的人物都有原型。举例来说,小说《矿魂》里的郭师傅,本名叫郭祥斌,四十来岁,身体单薄,面色苍白,1958年从河套来到乌达矿区。井下回柱时被钢丝绳铁销子崩瞎了一只眼,调到了井上工作,后来又下了井。我带班时,他刚分到我这个班。我和其他人一样,不理解他为什么下井?他说地面收入低,养活不了一大家人。我同情他,分工时照顾他,却几次被拒绝,让我下不了台。他说,不用你照顾,我一只眼好好的,误不了事。又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是建矿初期来的老工人了,井下这点活我比你强,你才干了几年?”还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恼了,到队里告我状。党支部书记对他说,小温也是一片好心嘛。
我觉得他倚老卖老,不识好歹。关键他是一只眼呀,黑古隆冬出了事谁负责?怎么就不理解呢?所以对他态度比较冷淡,郭师傅感觉到了。有一天,他在澡堂子门口等我,见我出来说:“小温,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全,心领了。我是个老工人,下来不能让人照顾混饭吃,让大家看不起我。”见我点头,他又说:“你就放开手干,我起个带头作用。”我听了心里一阵感动。1976年那段时间闹地震,人心惶惶,井下出勤率更低;而上面的口号却是:“地大震,人大干!多出煤,出好煤!”天天加班延点,我是个小班长,压力可想而知。郭师傅理解支持我,我却以小人之心对他,回到宿舍我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井下扛大梁的全靠郭祥斌这样的老工人,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出满勤干满点,遇上他们是我的福分。
1976年我因工伤住院,大家推选郭祥斌接替了我。伤好些了,矿上推荐我到太原上大学。临走前郭师傅去单身宿舍送我,看样子刚下夜班,眼圈还有没洗净的煤尘,说我工伤他也没顾上去医院看。我见他疲惫不堪的样子,说郭师傅我挺好,你一定注意安全,快回去休息吧。他说好好,治学你放心。临走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毕业了赶快回来,咱们继续干。
但是,我去了学校没多久,朋友来信说,矿上出事了,就是我那个队那个班!井下100多米长的掌子面被巨大的压力全部摧垮!包括矿总工程师和郭祥斌在内的6个人全部遇难!看完信,我瘫坐在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泪流满面,夜色里一个人坐了很久很久,甚至连放弃学业的念头都有了。我永远忘不了临行前郭祥斌叮嘱的那句话:“毕业了赶快回来,咱们继续干!”
于是,这篇很短的小说,我是边流泪边写完的。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式,纪念缅怀我那些为了煤炭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矿工兄弟们!
虽然现在我成为了所谓“作家”,也读书思考文学创作方面的事,但还是常常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想起郭祥斌师傅他们这一群人。我从未企望自己写出什么“名著”,当什么“著名作家”,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但是我坚信,我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良知,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金子般永不褪色的岁月。
(温治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神华集团作家协会主席、乌海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草原》《北方作家》《十月》和《乌海日报》《中国煤炭报》《内蒙古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愚父》《亲仇》等,以及报告文学《矿山太阳魂》《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短篇小说《永远的大青骡》获第八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近日,受本报之邀,他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及多年的所感所想。从本期起,本报将陆续推出他的文学创作谈,让读者走进这位作家内心世界的同时,也为广大文学青年分享一些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