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故事

杨星灿

方圆百里只有一所公办中学，学校每年招生，可谓是“百里挑一”。因此，当地老百姓把报考这所中学比喻为“进京”赶考。我和父亲都有一次“进京”赶考的经历。

据父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所中学名叫国立XX六中，因教学成绩卓著，极负盛名，时有“六中、北大、哥伦比亚（大学）”之称。父亲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初报考那所中学的。因报考者众多，招生名额有限，本以为学习成绩不错的父亲，却没考上，后来考上了一所私立中学。父亲把考取国立XX六中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新中国成立后，这所中学改名为省立XX一中，是当时全国100所重点中学之一。要考取这所中学，同样不易。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成立于1949年初，是县城以南方圆50里内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100多个村庄的适龄儿童都到这所小学读书，高年级学生实行寄宿制。学校校舍是由一座龙王庙庙宇改造、扩建而成的四合院，屋顶镶嵌着红、绿琉璃瓦和飞禽走兽的正堂以及那扇厚重的红漆大铁门，说明这座庙宇的古老沧桑和庄重威严。学校四周不邻村庄，南面是一片偌大的空地，平时是学校的操场。按照传统习俗，在那片空地上，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庙会，十里八乡的农民把自家生产的土特产运到会上进行交易，热闹非凡。要上五年级，同样实行考试的办法。1950年秋季开学时，学校大门口贴着一张新生录取布告，我考了个第七名。六年级的教室设在坐北朝南的正堂大厅里，共有两层，底层是教室，上层是学生宿舍。毕业那学期，我的成绩已名列全班第一了。这时，同学们都在考虑毕业后的去向，全班40多人，大部分同学准备报考中学，也有几个年龄偏大、家庭困难的学生，准备参加工作。那时高小毕业，已是稀缺人才，很容易找到工作。想继续升学的，究竟要报考哪所中学，不少学生都犹豫不定。在老师的鼓励下，只有十几名学生决定报考那所著名的省立XX一中。

1952年夏天，七月流火，酷热难耐。一群十五六岁少年，怀揣着美丽的梦想，“进京”赶考。他们各自背着一小卷行李，离开小学，向80里以外一所中学所在的城市进发。没有公路，没有公共汽车，只能步行。他们行走在两米多高的高粱包围的乡间小路上，个个热得汗流浃背，累得两腿发酸。第一天走了40多里，夜里露宿在一个名叫五霸岗村的一家车马大院里。据当地史料记载，春秋时期，为了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新秩序，发展生产、安抚百姓，齐国国君齐桓公提出召开一个会议，订立互不侵犯和平友好条约。于是，他便在一个叫葵丘的地方召集宋、卫、郑、曹四国国君和诸侯聚会结盟，史称“五霸会盟”。为纪念会盟之事，后来把葵丘改名为五霸岗。我上中学时，每学期开学去学校，都要经过此地。

同学们都没有出过远门，好几个同学的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在五霸岗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大家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继续赶路，直到傍黑，才走到中学所在的城里。

这是一座历史名城。史料记载，唐朝末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威震全国，就爆发于此地。1865年，赖文光领导的捻军大败清军，杀清帅僧格林沁于此。1897年在此发生反帝的“教堂惨案”。戏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古老的城墙诉说着这座城的沧桑岁月，热闹的街市呈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派繁荣的景象。还有那座教堂里低沉而悠远的报时钟声，时刻提醒人们要牢记历史，警钟长鸣。

这年的初中招生考试，采取两榜定案的办法。共考试语文、数学、常识3门课程。第一天考两门，第三天公布初试录取名单。第四天再考一门，第五天公布正式录取名单。那年，报考这所中学的考生共1800多名，第一榜录取600名，约占考生总数的30%，第二榜正式录取300名，约占考生总数的17%。初试录取名单写在十几张大红纸上，张贴在偌大一个学生餐厅里。我们班参加考试的十几名同学，有4人上了第一榜，到第二榜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我“进京”赶考兴致勃勃地返回村里那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空气格外清新，附近水塘里传出蛙声一片。之前已经知道我考上这所中学的父亲，淋着雨大老远地站在村口迎接我的“凯旋”，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这年9月，我怀着无限喜悦和新奇的心情，跨入这所中学的大门，开启了我新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