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海勃湾矿务局公乌素煤矿厂区大门口。（资料图）

1988年，公乌素煤矿3号井。（资料图）

矿区依山而建的居民区。（资料图）

■城市里的工业印迹

本报记者 赵荣

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既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又凝聚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精神。近年来，作为工业文明“遗珠”的工业遗产频频被“擦亮”，逐步形成了“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融合”的中国经验。

2024年，第三届国家工业遗产大会在北京举办，乌海能源公司以“乌达矿务局和海勃湾矿务局”为名申报的“国家工业遗产”被正式授牌，实现了自治区煤炭板块企业入选国家工业遗产零的突破。

高耸的烟囱、老旧的厂房、黝黑的矿井、明亮的炉火、轰鸣的机器、熊熊燃烧的窑火……工业遗产不仅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实物见证，更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对于乌海这座以工矿起家的城市来说，旧厂房、老建筑、已经停用的生产设备有很多，像“一通厂”“二通厂”“跃进电厂”“千钢”“三矿”这些工业厂矿也有很多。那里凝聚着矿区职工战天斗地、艰辛奋斗的光辉岁月，也见证着乌海于茫茫戈壁白手起家的历史，让我们用照片和文字的形式共同回顾这段峥嵘岁月。

据《海南区志》记载，公乌素煤矿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桌子山南端的桌子山煤田公乌素井田区，矿区面积32平方公里，地质储量3.65亿吨，煤牌号为肥焦煤、肥煤、气肥煤。1956年，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决定在三区（今阿尔巴斯苏木）境内拉僧庙东南的公乌素开矿。4月，三区人民政府先后派人到公乌素筹备建矿，当时由三区人民政府拨款2万元，土法上马，克服了种种困难建成小煤矿，即公乌素煤矿前身，当年生产原煤近万吨。

据公乌素煤矿老工人回忆，刚开始的煤矿工人大多是刚放下锄头和牧羊铲的农牧民，根本不懂开矿技术，全靠几名老工人指导。人们用十字镐、刨锤和铁锹，采用土法开采，边掘边采，用煤筐背、麻袋扛、毛驴车拉，才能将煤炭运出地面。

1960年3月1日，公乌素矿与老石旦矿合为老石旦煤矿四工区，1961年的利税超过30万元。1963年，公乌素矿与老石旦矿分开，当年以销定产，在控制产量的情况下，上缴利润12万元。1974年公乌素矿正式成为国家统配煤矿，成为国家独立煤炭生产单位。

武孟宇1971年到公乌素露天工程处工作，据他回忆：“当时的露天矿条件十分艰苦，所有的工人均居住在工程处搭建的绿色大帐篷中，一进帐篷便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的两侧是两大排木板大通铺，一个帐篷里住着三四十个人。到了冬天，冷风吹得帐篷呼呼作响，前半夜还算暖和，到了后半夜就冻头。每天开饭时，工人们都是到食堂打了饭，夏天蹲在户外，冬天只能坐在自己的‘炕头’上解决。”

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该矿职工队伍也逐年发展壮大，到1976年职工已达2000多人，并逐步实现了生产的半机械化。与此同时，公乌素煤矿对外的交通仍旧不便。

1970年，刚从学校毕业的李亮和6名同学被招到公乌素煤矿工作。第一次从海勃湾市到公乌素煤矿几乎走了整整一白天。李亮回忆，到了拉僧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他们向附近人打听公乌素怎么走？不少人都回答“不知道”。后来还是一个看大门的老公乌素人告诉李亮：“这儿距离公乌素还有20里路，走路过去太远。”这位热心人找了个拉煤车，托司机将李亮一行人捎到了公乌素煤矿。

1970年至1984年间，李亮多次被抽调到其他单位，也断断续续地下井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年轻，不怕吃苦，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特点。党和政府需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李亮介绍，他在煤矿工作了40多年，从开始的用骡子、竹筐运煤，到后来井下用金属做支柱，再到机械化作业，井下采煤的安全条件越来越好，职工的经济、文化、生活条件也随之得到较大改善，多数职工搬进了新居，全矿区设有5所小学、两所中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2003年8月，公乌素煤矿宣布破产。2004年，公乌素煤矿重组为乌海市公乌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从科技兴矿、技术改造、劳动用工等生产管理方面改革，效果显著。